大学生村官:“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2009-06-10 00:00: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王家敏   点击:

    “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一些大学生带着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在“一村一个大学生”的政策洪流下,略显孤独

  文/王家敏(发自河北)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们张罗专业合作社的,是大学生王德斌。这是河北省顺平县柴各庄,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当成“北京来的人”。两年过去了,合作社蹒跚着起步,他们也逐渐明白,王德斌和他们一样“无权无钱”。

  这个下乡的年轻人多少带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学期间组织社团支农活动,毕业即加入一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民间NGO,开展农村人才计划。他自诩有着晏阳初、梁漱溟的志向,“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八十年前晏阳初骑着毛驴进村,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改造运动。他们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

  王德斌出生于南方农村,相较“医治”,他更愿意称之为“自治”。两年前,这位有着“农民儿子”情怀的大学生,热忱饱满地回到农村;两年后,他更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着“有权有钱”的人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北京来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庄,村民并不意外。一些村民看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去的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王德斌毕业前夕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

  “万事开头难,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作,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生病却不能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管理。“我来自农村,所学与农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的生活。”

  这封家书,建立了他与村民间的信任。

  早在2003年起,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对台鱼乡,包括柴各庄、小水村、史家沟等在内的周边六个村进行调研,先后有两名大学生驻村了解当地情况,组织发展当地合作社。村民并不清楚何谓NGO,知道他们从北京来搞乡村建设,称他们为“乡建中心的人”。

  乡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组建老年协会、文艺队。2004年,各类文化组织相继转型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当地已运行了2到3年的六个合作社终于可以改变“黑户”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爷就找到工商局,但随后的注册跑了两个月,葛大爷明白,合作社缺个“明白人”。

  “理论说得火热,实际上农民自己并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顺平县要办两件事,一是让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农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来到顺平县,协助周边六个合作社的运作。葛大爷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里外的柴各庄,转些天是史家沟、东五里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顺平县城,先后到银行、税务、技监等部门咨询。“后续工作像无底洞,领到营业执照之后还要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逾期一个月罚款。农民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任何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他说。

  王德斌就跟着村民跑手续,但这个“北京来的人”并没有尚方宝剑。六个合作社为技监局“逾期罚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个月嘴皮子。最终免罚款办下组织机构代码证,又在税务上卡了壳。

  如此多番折腾,王德斌有些心凉,也越发明白办事不易。他劝村民,“别着急,先做事”。他也在顺平县安顿下来,他的“安顿”,就是流动着住在村民家里,家当是一包衣服,一箱书。

  王德斌频繁往返于各村,参加六个合作社的大小会。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长,而这个年轻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领导”。他入股柴各庄“闻名柿子专业合作社”,成了社员。“闻名”是顺平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的合作社,社员有48户。

  村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大学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王德斌眼里,农民最盼望的还是扶贫款,“没有钱也确实不能办事”。王德斌就对他们说,“不能情绪化,把能办的事情先办了。”

  王德斌开始着手眼前能办的事。

  小打小闹的理想

  农资站销售点的土墙上,贴着一幅大字,“为理想而奋斗”。作者是合作社的会计老靳,他有些拘谨,不像他的字显得有力量。

  问到理想是什么,他说就是合作社。而对于这个理想,村民们没有更多构想。

  这是一片极为干旱的土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崎岖,经济作物以果树种植为主,品种主要是桃树、柿子树。柴各庄的四口机井被上届村委班子承包给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购买,一小时60元左右。干旱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口味和质量,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与干旱的环境相比,王德斌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心态和农村组织生态。

  柴各庄有村民1400人,计300户,到2009年6月加入“闻名”合作社的有69户。柴各庄曾在2004年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老年协会,一个文艺协会。2006年转型合并为合作社时,文艺协会退出。

  “当时选举理事,没有选上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走。” 闻名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于宝银,王德斌称她为于阿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合作社现在也拉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队,可不比他们差,宣传效果也好。”

  “双方已经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艺协会继续在村子的另一边活动。”王德斌夹在中间为难,“想让村民都组织起来办事太难,他们自己都说,那是人民公社时候的事情了。”

  柴各庄没有村长,两次选举都没有人票数过半。2009年初,村支书组织村里一部分人注册了另一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王德斌想,只要这69户村民认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他们投票选理事,开会议事就开了好头。王德斌为合作社描绘了发展蓝图,于阿姨为合作社提供场地,花费3000元加盖了两间房屋。

  但实际上,这个柿子专业合作社还名不符实,“柿子产、供、销一体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做不起来。”

  合作社开会讨论,统产统销?需要生产标准化,69户人家的柿子树遍布山坡,王德斌还拿不出生产计划;柿子深加工?村民说,“这坡上产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干不划算。”

  能立竿见影的是农资统购。“农资是每户的必需品,统购统销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一定的销售量,利润也可观。”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农市场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户组织到一定规模与厂家直接联系,省去中间环节,生产成本能降低一半。“乡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账,也都同意跟着做。”

  2008年3月,由柴各庄、小水、史家沟三个专业合作社组建的农资服务部开始运作,从进货、分货到定价销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尝试效果不错,尽管我们在分货和管理上还有一些争吵,4个月的农忙时间利润近万元。”由于利润会按比例分还到社员手中,第二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农资站的一切事项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为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还是会来找“麻烦”,王德斌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红头收钱,我们也按红头办事。他们罚款,不交就是。”

  这一年,合作社开展了文艺表演、农资统购统销、无公害柿子种植试验、合作社骨干外出培训学习的活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事不来大钱,还是“小打小闹”。合作社注册运行两年后,他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扶贫款的“贪污问题”。于宝银希望“政府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快点来,最好能做村长,不能做村长,至少也能监督扶贫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村干部来源,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相比大学生村官,王德斌显得“没权没钱”,往后的角色也会更加尴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组建技术服务队,联合附近的农业大学,为柿子产业化做准备。这仍旧是一件见效慢、见钱慢的事。但王德斌坚持认为,一件事不坚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诉农民如何做,现在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坚持的是他们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在王德斌看来,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如何为自己谋利,并不需要人教,只要放开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个合作社才相继跑完所有注册手续。

  改造与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学生到了顺平县。柴各庄两户村民给了他们几间房。乡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说,一年给个200块吧。

  这五个人组成团队,细化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学会打理属于自己的企业。

  张可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对几个合作社的财务做了梳理,成为了六个合作社的“总会计”。“合作社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尤其是财务记录,每月一次财务通报。”张可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柴各庄的当天,正是农资站的结账日。于宝银负责每日的流水账,张可建立了现金流、应收、应付账本,教村民如何记账。

  这些大学生试图改造农村的同时,也被农村的现实渐次影响。

  包括王德斌在内,他们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学员。2004年起,人才项目每年挑选三十到五十名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有人无法接受农村现实,中途离场,也有人加入乡建中心,留在农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学员留下,分布在全国70多个村工作。

  乡建中心在小水村办了农场。他们与当地一家农户合伙,计划养羊、养鸡开发农户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徐英全今年20岁,培训后期在农场负责放羊,直到7月培训结束,9月回到学校。

  “我说服了父母,休学一年,提早看看这个社会。”这一年,徐英全参加了中心的理论培训课程、到深圳的玩具厂装零件、纺织厂剪线头;在小水村,她体验村民的生活、王德斌们的生活。这一年,也将影响徐英全毕业时的抉择。

  “或许我们是看到真实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说,“农村凋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心不死。”

  乡建中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办公室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村,院子的地种着蔬菜,天上飞着鸽子。

  办公室的志愿者招募,针对女生有两个固定面试问题,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农村的厕所。

  “据我所知,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尽管他热爱农村,但同样是,“看得还不够清楚,不知路还有多长”。

  这个年轻人会在黑夜里哭泣,他是家中长子,他说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里的王大爷哭了,他为这孩子的前程担忧。

  而王德斌仍旧坚持去做。

  柴各庄柿子坡上的雪莲果种植试验失败了,他无法评估一次孤立试验的成效和意义。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阳,景色美好,也让人感到空旷无形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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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时间:2009-06-10 00:00:00

    “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一些大学生带着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在“一村一个大学生”的政策洪流下,略显孤独

  文/王家敏(发自河北)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们张罗专业合作社的,是大学生王德斌。这是河北省顺平县柴各庄,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当成“北京来的人”。两年过去了,合作社蹒跚着起步,他们也逐渐明白,王德斌和他们一样“无权无钱”。

  这个下乡的年轻人多少带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学期间组织社团支农活动,毕业即加入一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民间NGO,开展农村人才计划。他自诩有着晏阳初、梁漱溟的志向,“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八十年前晏阳初骑着毛驴进村,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改造运动。他们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

  王德斌出生于南方农村,相较“医治”,他更愿意称之为“自治”。两年前,这位有着“农民儿子”情怀的大学生,热忱饱满地回到农村;两年后,他更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着“有权有钱”的人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北京来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庄,村民并不意外。一些村民看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去的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王德斌毕业前夕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

  “万事开头难,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作,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生病却不能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管理。“我来自农村,所学与农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的生活。”

  这封家书,建立了他与村民间的信任。

  早在2003年起,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对台鱼乡,包括柴各庄、小水村、史家沟等在内的周边六个村进行调研,先后有两名大学生驻村了解当地情况,组织发展当地合作社。村民并不清楚何谓NGO,知道他们从北京来搞乡村建设,称他们为“乡建中心的人”。

  乡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组建老年协会、文艺队。2004年,各类文化组织相继转型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当地已运行了2到3年的六个合作社终于可以改变“黑户”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爷就找到工商局,但随后的注册跑了两个月,葛大爷明白,合作社缺个“明白人”。

  “理论说得火热,实际上农民自己并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顺平县要办两件事,一是让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农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来到顺平县,协助周边六个合作社的运作。葛大爷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里外的柴各庄,转些天是史家沟、东五里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顺平县城,先后到银行、税务、技监等部门咨询。“后续工作像无底洞,领到营业执照之后还要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逾期一个月罚款。农民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任何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他说。

  王德斌就跟着村民跑手续,但这个“北京来的人”并没有尚方宝剑。六个合作社为技监局“逾期罚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个月嘴皮子。最终免罚款办下组织机构代码证,又在税务上卡了壳。

  如此多番折腾,王德斌有些心凉,也越发明白办事不易。他劝村民,“别着急,先做事”。他也在顺平县安顿下来,他的“安顿”,就是流动着住在村民家里,家当是一包衣服,一箱书。

  王德斌频繁往返于各村,参加六个合作社的大小会。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长,而这个年轻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领导”。他入股柴各庄“闻名柿子专业合作社”,成了社员。“闻名”是顺平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的合作社,社员有48户。

  村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大学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王德斌眼里,农民最盼望的还是扶贫款,“没有钱也确实不能办事”。王德斌就对他们说,“不能情绪化,把能办的事情先办了。”

  王德斌开始着手眼前能办的事。

  小打小闹的理想

  农资站销售点的土墙上,贴着一幅大字,“为理想而奋斗”。作者是合作社的会计老靳,他有些拘谨,不像他的字显得有力量。

  问到理想是什么,他说就是合作社。而对于这个理想,村民们没有更多构想。

  这是一片极为干旱的土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崎岖,经济作物以果树种植为主,品种主要是桃树、柿子树。柴各庄的四口机井被上届村委班子承包给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购买,一小时60元左右。干旱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口味和质量,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与干旱的环境相比,王德斌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心态和农村组织生态。

  柴各庄有村民1400人,计300户,到2009年6月加入“闻名”合作社的有69户。柴各庄曾在2004年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老年协会,一个文艺协会。2006年转型合并为合作社时,文艺协会退出。

  “当时选举理事,没有选上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走。” 闻名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于宝银,王德斌称她为于阿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合作社现在也拉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队,可不比他们差,宣传效果也好。”

  “双方已经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艺协会继续在村子的另一边活动。”王德斌夹在中间为难,“想让村民都组织起来办事太难,他们自己都说,那是人民公社时候的事情了。”

  柴各庄没有村长,两次选举都没有人票数过半。2009年初,村支书组织村里一部分人注册了另一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王德斌想,只要这69户村民认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他们投票选理事,开会议事就开了好头。王德斌为合作社描绘了发展蓝图,于阿姨为合作社提供场地,花费3000元加盖了两间房屋。

  但实际上,这个柿子专业合作社还名不符实,“柿子产、供、销一体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做不起来。”

  合作社开会讨论,统产统销?需要生产标准化,69户人家的柿子树遍布山坡,王德斌还拿不出生产计划;柿子深加工?村民说,“这坡上产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干不划算。”

  能立竿见影的是农资统购。“农资是每户的必需品,统购统销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一定的销售量,利润也可观。”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农市场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户组织到一定规模与厂家直接联系,省去中间环节,生产成本能降低一半。“乡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账,也都同意跟着做。”

  2008年3月,由柴各庄、小水、史家沟三个专业合作社组建的农资服务部开始运作,从进货、分货到定价销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尝试效果不错,尽管我们在分货和管理上还有一些争吵,4个月的农忙时间利润近万元。”由于利润会按比例分还到社员手中,第二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农资站的一切事项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为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还是会来找“麻烦”,王德斌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红头收钱,我们也按红头办事。他们罚款,不交就是。”

  这一年,合作社开展了文艺表演、农资统购统销、无公害柿子种植试验、合作社骨干外出培训学习的活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事不来大钱,还是“小打小闹”。合作社注册运行两年后,他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扶贫款的“贪污问题”。于宝银希望“政府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快点来,最好能做村长,不能做村长,至少也能监督扶贫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村干部来源,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相比大学生村官,王德斌显得“没权没钱”,往后的角色也会更加尴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组建技术服务队,联合附近的农业大学,为柿子产业化做准备。这仍旧是一件见效慢、见钱慢的事。但王德斌坚持认为,一件事不坚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诉农民如何做,现在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坚持的是他们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在王德斌看来,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如何为自己谋利,并不需要人教,只要放开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个合作社才相继跑完所有注册手续。

  改造与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学生到了顺平县。柴各庄两户村民给了他们几间房。乡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说,一年给个200块吧。

  这五个人组成团队,细化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学会打理属于自己的企业。

  张可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对几个合作社的财务做了梳理,成为了六个合作社的“总会计”。“合作社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尤其是财务记录,每月一次财务通报。”张可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柴各庄的当天,正是农资站的结账日。于宝银负责每日的流水账,张可建立了现金流、应收、应付账本,教村民如何记账。

  这些大学生试图改造农村的同时,也被农村的现实渐次影响。

  包括王德斌在内,他们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学员。2004年起,人才项目每年挑选三十到五十名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有人无法接受农村现实,中途离场,也有人加入乡建中心,留在农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学员留下,分布在全国70多个村工作。

  乡建中心在小水村办了农场。他们与当地一家农户合伙,计划养羊、养鸡开发农户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徐英全今年20岁,培训后期在农场负责放羊,直到7月培训结束,9月回到学校。

  “我说服了父母,休学一年,提早看看这个社会。”这一年,徐英全参加了中心的理论培训课程、到深圳的玩具厂装零件、纺织厂剪线头;在小水村,她体验村民的生活、王德斌们的生活。这一年,也将影响徐英全毕业时的抉择。

  “或许我们是看到真实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说,“农村凋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心不死。”

  乡建中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办公室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村,院子的地种着蔬菜,天上飞着鸽子。

  办公室的志愿者招募,针对女生有两个固定面试问题,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农村的厕所。

  “据我所知,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尽管他热爱农村,但同样是,“看得还不够清楚,不知路还有多长”。

  这个年轻人会在黑夜里哭泣,他是家中长子,他说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里的王大爷哭了,他为这孩子的前程担忧。

  而王德斌仍旧坚持去做。

  柴各庄柿子坡上的雪莲果种植试验失败了,他无法评估一次孤立试验的成效和意义。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阳,景色美好,也让人感到空旷无形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