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中国60万村支书的群体状态
2012-05-20 07:41:32   来源:瞭望   作者:内详   点击:

 解决家庭纠纷、化解邻里矛盾,修道路、建工厂、整村容,发展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一个村的整体发展,农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是村民,更是联系着千家万户利益的基层最普通的干部。

  他们中有“经济能人”,却选择把“根”扎在村里;他们中有大学生村官,远道而来,理想满怀;他们苦干实干,他们把群众利益揣在心里;他们也有苦恼,有困惑,他们常常“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

  这样的“他们”,在我国约有60万名。他们既是党和国家农村政策、法规的执行者,又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组织者、服务者;他们“亦官亦民”,是基层党建的“主心骨”、农民致富的“领头雁”、农村稳定的“顶梁柱”;他们角色重要、责任重大,直接影响着党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为全面了解这支队伍的整体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分赴东中西部20多个省的200多个村(屯),采访了数百位有代表性的村党支部书记,与他们谋发展、话党建,记录他们执政的经验与困惑,了解他们履职的压力与期盼,力求从不同侧面反映农村支部书记群体状态。□

  6名村支书履职路

  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八十后”还是“80后”,无论是离土进城还是“留守”乡村,无论坐劳斯莱斯还是穿胶鞋,村支书们愿望都很简单,就是“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87岁的张国忠被称为“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村支书”。

  1949年以来,张国忠一直担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小杨屯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都要围着村庄走几圈,老人眼不花、耳不背、步伐沉稳、思路清晰。60多年来,他带领小杨屯村村民,从以前的“地多不打粮,年年闹灾荒,辛苦干一年,一顿吃个光”的逃荒要饭村,变为“户户住洋楼,生活超小康”的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与张国忠一样身份的村支部书记,在我国有近60万,他们的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存在差异,所处地域和经济条件也各不相同。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他们是怎样履职的?如何带领村民致富、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

  《瞭望》新闻周刊在走访了全国数百位村支书之后,选取了6名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村支书,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从而探寻这一群体的精神风貌。

  “八十后”与“80后”的发展方式观

  被称为“八十后”的张国忠说:“新农村要靠出力流汗苦干出来。”

  而2010年大学毕业后选聘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的“80后”姑娘李梅说:“除了苦干、更要巧干,国家支持的、群众欢迎的,就是我们要做的。”

  张国忠任职的小杨屯曾是一片洼地,为改变村里面貌,张国忠带领村民挖沟、打井、改土,苦干20多年,将“只收蛤蟆不收粮”的薄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小杨屯村办养鸭场,为了不让村民受损失,张国忠带头试养,总结出一套“养鸭经”传给村民,全村很快就掀起了养鸭热,村民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小杨屯创造了“平原农业开发新模式”。

  村民们说,小杨屯的今天,是老书记带领小杨屯人不等、不靠、不要,立足本村资源,靠苦干拼出来的。张国忠说,致富向国家伸手是要不来的,要靠苦干实干。

  对于如何带领村民致富,青春靓丽的“80后”大学生村官李梅则有自己的想法。

  2010年9月,24岁的李梅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任支书助理。上任伊始,她仔细研究村里的土壤、地形,立志改变只种玉米难致富的现状。

  在考察了各种水质和土壤后,李梅提出种植药材柴胡。可村民谁也没种过,托人一打听,一斤种子就要120元,投入不小。李梅算了一下,种示范田要20亩土地,租地、种子、人工、施肥要6万多元,按目前柴胡的市场价格为每斤30元计算,只要正常年景,20亩柴胡纯收入超过11万元。

  再好的蓝图,不从纸上“走”下来也只能是空想。项目找到了,但前期投入却难住了李梅。她对本刊记者说:“我没钱,但也不能干等,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机会。”李梅想到了国家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政策,便给延川县委组织部写了一份策划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并申请国家无息贷款8万元。目前,这份策划书已经得到了延川县有关部门的批准,李梅与她的理想越来越近。

  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经历不同,村支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采访中,本刊记者所遇到的村支书的共同之处是,都透露出强烈的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致富的责任感。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八十后”与“80后”所追求的勤劳致富、实干脱贫是治村的基础。

  社区村书记

  与“留守”村书记的工作方法

  2008年,内蒙古通辽市滨海街道兴隆村整体搬迁进城,作为城市社区里的村书记刘翠华说:“从农村到社区,工作方法要革新,要规范化、有序化。”

  虽然距离哈尔滨不远,但长期“留守”农村的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利街道办事处新农村党支部书记张万录说:“别管新和旧、土和洋,管用的就是好办法。”

  早春的内蒙古通辽市仍然春寒料峭。刘翠华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天的行程写在一楼公示板上。那张小黑板上记录着所有村干部当日去向和手机号码,方便村民随时联系。兴隆村是通辽市城中村改造工程中第一个整体搬迁的村。2008年,全村576户村民整体搬迁到通辽市近郊,住进13栋漂亮的住宅楼。

  刘翠华说:“兴隆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带给我们的是工作方法的一次革新。”一夜之间从农村变为社区,刘翠华和其他村干部一样,迅速转变工作方式。村干部把自己定位为“兼职代理员”,对以往需要群众去镇、街道办理的准生证、户口、低保金领取等各种证照和事宜全程代理,限期办结,让群众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曾经习惯了在农村走街串户的刘翠华说,现在村里建立了村干部坐班制、今日去向告知制、月度考勤制等一系列制度,最大的心愿就是方便群众。65岁的村民孟庆国说:“村干部也跟机关干部一样全天坐班,村民办事真方便。”

  与社区书记刘翠华的工作规范化相比,“留守”书记张万录工作方法就显得有些“土”,而且他还公然接受村民“吃请”。

  张万录所在的新农村有8个自然屯,多年来一直种玉米,可解决温饱但不能致富。张万录经过考察后,提出发挥离哈尔滨市较近的优势,集中连片发展温室大棚,种植花卉蔬菜。张万录说,当时有的村民想干、有的怕赔钱不敢干。连片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串地”,即把规划地块中不扣棚村民的土地置换给扣棚村民。新农村两委承诺,土地置换后,不变更原承包人土地证、国家惠农补贴也给原有承包人,赢得了多数村民的认可。

  最后只剩一位年轻村民说啥也不“串地”,全村人致富的希望眼看要泡汤。张万录急了,拿出了家长制的“土”办法,他冲那位村民大喊:“地一定要串,按年龄我是你长辈,长辈说话你小子敢不听?有事你冲我说。”在“来硬的”同时,张万录还“偷偷”找到了这位村民的父亲、朋友,一同做工作,软硬兼施,问题最终被解决。

  当年扣棚、当年收回成本,每栋大棚纯收入至少5000元,是种玉米的10倍。富起来的100多位村民合计,不能忘了引路人,一家拿100元,一定要请老书记喝酒。

  张万录没有拒绝,他说:“这饭得吃,不吃伤感情。”他也交了100元钱搞“AA制”。餐宴上,张万录拿起酒杯感慨地说:“咱村几十年都没有几个屯的人主动聚在一起吃饭了。我谢谢大伙儿,我的心愿就是为大伙儿服务好,发展更多大棚,让更多人富起来。”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少村庄已经转型为社区。工作环境改变,村支书的工作方法也在随之改变、革新。受访专家表示,在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面,要允许村支书们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使用他们得心应手、符合当地风俗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轿车代步

  与胶鞋走路书记的共同情结

  拥有总资产40多亿元的花园集团,去年带领全村上交税收近2亿元的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书记邵钦祥坐的是劳斯莱斯轿车,他说:“住哪也没有住村里好,因为村支书的‘根’就在村里。”

  地处海拔1350米深山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半个月走坏了两双胶鞋,他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

  上午8点来到花园村,马路上远远驶来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绝不相信豪车的主人就是花园村书记邵钦祥。

  花园村在书记邵钦祥的带领下,由一个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78元的小村庄,去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17亿元,全村上交税收1.8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6.8万元。而邵钦祥自己的花园集团,30年来累计出资8亿多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福利事业。

  本刊记者问:“邵书记坐劳斯莱斯办的都是大事吧?”邵钦祥笑着说:“两口子吵架、小孩不听话、邻里纠纷,这些事‘大’吧?还有位村民半夜找我,让我帮忙看装修图纸。但只要是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都是大事,只要村民找我,我一定到现场,并在3天之内解决。”

  虽然“身家”几十亿元,但邵钦祥一直住在花园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他都坐着车在村里转转。邵钦祥告诉记者,村书记离开农村就没有“根”,只有住在村里,才能随时了解民情民意,帮村民解决困难。近年来,发展壮大的花园村吸引了2.4万多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6倍,但全村却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外来人和本地人在花园村都能安居乐业。

  当邵钦祥坐着劳斯莱斯问家长里短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正拖着病体,穿着胶鞋行走在山区小路上。他这次帮村民办的事更“琐碎”,从山下捎件工具。

  杨帮武原本是长乐村书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村民苦干,长乐村很早就是全县小康村,而毗邻的华山村由于地处华蓥山区,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在2004年之前是全县唯一不通电的村庄。2004年的公推直选中,两个村的党员一致推选杨帮武为长乐、华山两村联合党支部书记。上任华山村书记后的短短半个月,杨帮武磨破了两双胶鞋,走遍了华山村的山山水水,为华山村寻找到致富之路。

  电通了、水泥路修了、房子建好了,华山村村民多年的心愿一件件变为现实,杨帮武仍然每天步行“丈量”村庄。他说:“抓计划生育、杜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解决家庭纠纷,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在农村都是大事。不挨家挨户走就不能了解情况,更没法解决问题。”长期实践中,杨帮武总结出对农民齐心、孝心、爱心、良心“四心教育法”,提出了维稳“三急”、调解“三式”、安全“四重点”、信访“五部曲”等社会管理方法。

  由于常年劳累,杨帮武左肾坏死被摘除,被村民称为“舍肾忘死”的铁人。亲人劝杨帮武到城里疗养,杨帮武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哪怕拼了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信心中也有困惑

  村支书也是村民,从“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但心中也有困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3月,春耕大忙。一连数天,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世领为村民选购良种四处奔走,“种子、化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这时候农民最需要我们村干部帮助拿主意,为了大家这份信任,我必须好好干。”

  与史支书一样,虽然“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到的绝大多数村支部书记都觉得肩上责任重大,工作干起来有劲头。

  本刊记者走访全国多地了解到,尽管队伍能力、水平还存在不小差异和提升空间,但在各地党政领导、基层干群看来,这些年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整体素质提高得很快,工作主动性不高、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等老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逐步解决,不少地方的村支书已由“不想干”变成“争着干”。

  “这些年是工作报酬提高速度、增加幅度最快的几年”,接受采访的多位村支书告诉记者,许多地方村党支部书记的报酬甚至成倍增长,很多地方已为村支书按月或一次性发放离任补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医疗保险等。

  在政治待遇和出路上,各地落实中央政策,积极探索新机制,解决村支书后顾之忧。目前全国已累计从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3846人,已有4215名村书记通过考试被录用为乡镇公务员,3399人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

  村支书岗位正由过去“政治上没奔头、经济上没干头、工作上没劲头,离任后没靠头”变为“干好有发展”“退后有保障”,岗位的吸引力明显提高。但一些受访的村支部书记表示,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支持力度加大,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了,但新时期新要求也让他们感觉工作压力增大,内心仍有困惑。

  从“执行人”到“服务者

  随着农村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环境、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村支部书记群体也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

  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明显。选拔优秀青年党员、致富能手任职和增派大学生村官等方式降低了村支书平均年龄,目前全国村支书队伍中,35岁以下者已增加到4万名,占6.8%。随着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年轻化趋势将更加明显。部分地区还通过在岗培训、鼓励在职学历教育等措施,提高村书记文化水平和发展能力。目前,全国的村支书大专以上学历者有6万名,占10.3%,部分地区已有硕士、博士生走上村支书岗位。有8.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其中3221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角色由“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农村税费改革后,特别是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政策的实施,村支书的日常工作已由过去主要是执行上级指令“催粮、催款、搞计生”,转变为当好科学发展宣传员、新农村建设带队员、致富示范员、社会事业组织员和维护稳定协调员,大多数村支部书记正努力使自己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换。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成为村支部书记普遍的目标追求。“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措施的普遍实施,增加了农村党员在支部书记选举上的话语权。“四议两公开”、提高村两委“一肩挑”比例等政策也让村支书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当选、留任,不仅需要上级的认可度,也离不了党员、村民的信任,谋求“两全齐美”成为村书记的普遍行动选择。

  缺人缺钱致富难

  2012年3月的一天,本刊记者来到河南省长垣县魏庄镇大西村。还不到早上8点,就看到72岁的女支书赵玉兰正指挥人往汽车后备箱里装豆子、小米等土特产,准备去县城为修路筹款。为了村里修路,一周内,赵大娘已经往省城和县城跑了三趟,她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媳妇、侄子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都发动起来到有关部门去“公关”,争取政府补助款。

  湖北省英山县草盘镇一位名叫万绍贵的村支书同样满腔热血为村里办实事,为解决抗旱难题,他个人贷款8万元挖堰塘,结果无力偿还,只好辞职外出打工。

  像赵玉兰、万绍贵这样的例子,在中西部农村并不鲜见。

  据调查,在中西部地区,90%以上的村庄没有集体经济积累。自取消乡统筹村提留以来,国家和省级财政每年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各村庄的集体经费在3万元左右。除去村两委干部生活补贴,订阅党报党刊,缴纳村委会的水电费和购买笔墨纸张的费用,大多所剩无几。村集体没财力,是不少在2011年村两委换届后新当选班子为群众办事遇到的“第一难”。

  部分受访村支书反映,村级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是解决农村党组织有钱办事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目前看,村级经济发展出路难找、可利用资源不多、增收渠道窄、发展不平衡、村集体负债严重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有的村级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较弱,村支部书记也就难以树立威信、凝聚民心。

  受访村支书们告诉记者,带领群众致富,比缺钱还难办的是缺人。

  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是个海拔1350米的山村,原有891口人,如今年富力强的村民纷纷下山外出打工,留守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共只有300来口人。村支部书记杨帮武为村庄努力争取到了国家扶贫项目,政府投资开发“秦王桃果园”,项目要实施了,却发现安排村民去学技术都找不到人。这样的农村“空壳”现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非常普遍。

  “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

  除了缺钱缺人,无论是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还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也是村支书们说得最多的。

  河南省长垣县蒲西街道太子屯村修村路,个别户不愿自家门前的空地被占,就阻止施工。村支书王树久说:“想图方便,却又一点儿也不肯付出,对待这号村民,除了狠狠骂他,我实在没啥高招儿。”

  村支书们反映,过去向农民征收税费的过程,其实也是组织管理村民的过程,现在不向农民收税费了,对农民组织管理的手段几乎没有了。有的村民光想依靠集体,又不想给集体出力。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支部书记魏华伟是位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干了5年,他说:“村支书也是村民,在法律上没有管理其他人的权力,只能通过教育、服务和个人的人格魅力感染人,带动人。”

  在东部发达地区,这样的难题同样存在。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梅岘村是个富裕村,村集体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为村里一块被征用土地补偿标准问题,村支书孔先顺犯了不少难。“20年前国家征用村集体土地,画个圈,敲个桩,补偿办法一公布就可以了。现在农民民主意识提高了,征地补偿办法99户都同意,1户不同意,就办不成。”

  孔先顺说:“这边上项目,急着征地,那边群众要讨价还价。村干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利益分配等引发的矛盾较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较重。但一些村党支部书记常感“老办法不管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尚缺少社会管理的方法,在矛盾纠纷处理上易“束手无策”。

  据中组部统计,全国农村党支部书记大多55岁以上,一些人工作上存在思维定势和惯性,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距,能力水平需要快速提高;而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缺乏处理农村社会事务、开展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有些工作方式方法只靠教育培训很难掌握,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而一届村党支部书记任期只有3年,任期短,刚刚“上路”又要面临换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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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中国60万村支书的群体状态

时间:2012-05-20 07:41:32

 解决家庭纠纷、化解邻里矛盾,修道路、建工厂、整村容,发展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一个村的整体发展,农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是村民,更是联系着千家万户利益的基层最普通的干部。

  他们中有“经济能人”,却选择把“根”扎在村里;他们中有大学生村官,远道而来,理想满怀;他们苦干实干,他们把群众利益揣在心里;他们也有苦恼,有困惑,他们常常“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

  这样的“他们”,在我国约有60万名。他们既是党和国家农村政策、法规的执行者,又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组织者、服务者;他们“亦官亦民”,是基层党建的“主心骨”、农民致富的“领头雁”、农村稳定的“顶梁柱”;他们角色重要、责任重大,直接影响着党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为全面了解这支队伍的整体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分赴东中西部20多个省的200多个村(屯),采访了数百位有代表性的村党支部书记,与他们谋发展、话党建,记录他们执政的经验与困惑,了解他们履职的压力与期盼,力求从不同侧面反映农村支部书记群体状态。□

  6名村支书履职路

  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八十后”还是“80后”,无论是离土进城还是“留守”乡村,无论坐劳斯莱斯还是穿胶鞋,村支书们愿望都很简单,就是“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87岁的张国忠被称为“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村支书”。

  1949年以来,张国忠一直担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小杨屯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都要围着村庄走几圈,老人眼不花、耳不背、步伐沉稳、思路清晰。60多年来,他带领小杨屯村村民,从以前的“地多不打粮,年年闹灾荒,辛苦干一年,一顿吃个光”的逃荒要饭村,变为“户户住洋楼,生活超小康”的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与张国忠一样身份的村支部书记,在我国有近60万,他们的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存在差异,所处地域和经济条件也各不相同。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他们是怎样履职的?如何带领村民致富、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

  《瞭望》新闻周刊在走访了全国数百位村支书之后,选取了6名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村支书,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从而探寻这一群体的精神风貌。

  “八十后”与“80后”的发展方式观

  被称为“八十后”的张国忠说:“新农村要靠出力流汗苦干出来。”

  而2010年大学毕业后选聘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的“80后”姑娘李梅说:“除了苦干、更要巧干,国家支持的、群众欢迎的,就是我们要做的。”

  张国忠任职的小杨屯曾是一片洼地,为改变村里面貌,张国忠带领村民挖沟、打井、改土,苦干20多年,将“只收蛤蟆不收粮”的薄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小杨屯村办养鸭场,为了不让村民受损失,张国忠带头试养,总结出一套“养鸭经”传给村民,全村很快就掀起了养鸭热,村民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小杨屯创造了“平原农业开发新模式”。

  村民们说,小杨屯的今天,是老书记带领小杨屯人不等、不靠、不要,立足本村资源,靠苦干拼出来的。张国忠说,致富向国家伸手是要不来的,要靠苦干实干。

  对于如何带领村民致富,青春靓丽的“80后”大学生村官李梅则有自己的想法。

  2010年9月,24岁的李梅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任支书助理。上任伊始,她仔细研究村里的土壤、地形,立志改变只种玉米难致富的现状。

  在考察了各种水质和土壤后,李梅提出种植药材柴胡。可村民谁也没种过,托人一打听,一斤种子就要120元,投入不小。李梅算了一下,种示范田要20亩土地,租地、种子、人工、施肥要6万多元,按目前柴胡的市场价格为每斤30元计算,只要正常年景,20亩柴胡纯收入超过11万元。

  再好的蓝图,不从纸上“走”下来也只能是空想。项目找到了,但前期投入却难住了李梅。她对本刊记者说:“我没钱,但也不能干等,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机会。”李梅想到了国家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政策,便给延川县委组织部写了一份策划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并申请国家无息贷款8万元。目前,这份策划书已经得到了延川县有关部门的批准,李梅与她的理想越来越近。

  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经历不同,村支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采访中,本刊记者所遇到的村支书的共同之处是,都透露出强烈的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致富的责任感。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八十后”与“80后”所追求的勤劳致富、实干脱贫是治村的基础。

  社区村书记

  与“留守”村书记的工作方法

  2008年,内蒙古通辽市滨海街道兴隆村整体搬迁进城,作为城市社区里的村书记刘翠华说:“从农村到社区,工作方法要革新,要规范化、有序化。”

  虽然距离哈尔滨不远,但长期“留守”农村的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利街道办事处新农村党支部书记张万录说:“别管新和旧、土和洋,管用的就是好办法。”

  早春的内蒙古通辽市仍然春寒料峭。刘翠华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天的行程写在一楼公示板上。那张小黑板上记录着所有村干部当日去向和手机号码,方便村民随时联系。兴隆村是通辽市城中村改造工程中第一个整体搬迁的村。2008年,全村576户村民整体搬迁到通辽市近郊,住进13栋漂亮的住宅楼。

  刘翠华说:“兴隆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带给我们的是工作方法的一次革新。”一夜之间从农村变为社区,刘翠华和其他村干部一样,迅速转变工作方式。村干部把自己定位为“兼职代理员”,对以往需要群众去镇、街道办理的准生证、户口、低保金领取等各种证照和事宜全程代理,限期办结,让群众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曾经习惯了在农村走街串户的刘翠华说,现在村里建立了村干部坐班制、今日去向告知制、月度考勤制等一系列制度,最大的心愿就是方便群众。65岁的村民孟庆国说:“村干部也跟机关干部一样全天坐班,村民办事真方便。”

  与社区书记刘翠华的工作规范化相比,“留守”书记张万录工作方法就显得有些“土”,而且他还公然接受村民“吃请”。

  张万录所在的新农村有8个自然屯,多年来一直种玉米,可解决温饱但不能致富。张万录经过考察后,提出发挥离哈尔滨市较近的优势,集中连片发展温室大棚,种植花卉蔬菜。张万录说,当时有的村民想干、有的怕赔钱不敢干。连片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串地”,即把规划地块中不扣棚村民的土地置换给扣棚村民。新农村两委承诺,土地置换后,不变更原承包人土地证、国家惠农补贴也给原有承包人,赢得了多数村民的认可。

  最后只剩一位年轻村民说啥也不“串地”,全村人致富的希望眼看要泡汤。张万录急了,拿出了家长制的“土”办法,他冲那位村民大喊:“地一定要串,按年龄我是你长辈,长辈说话你小子敢不听?有事你冲我说。”在“来硬的”同时,张万录还“偷偷”找到了这位村民的父亲、朋友,一同做工作,软硬兼施,问题最终被解决。

  当年扣棚、当年收回成本,每栋大棚纯收入至少5000元,是种玉米的10倍。富起来的100多位村民合计,不能忘了引路人,一家拿100元,一定要请老书记喝酒。

  张万录没有拒绝,他说:“这饭得吃,不吃伤感情。”他也交了100元钱搞“AA制”。餐宴上,张万录拿起酒杯感慨地说:“咱村几十年都没有几个屯的人主动聚在一起吃饭了。我谢谢大伙儿,我的心愿就是为大伙儿服务好,发展更多大棚,让更多人富起来。”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少村庄已经转型为社区。工作环境改变,村支书的工作方法也在随之改变、革新。受访专家表示,在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面,要允许村支书们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使用他们得心应手、符合当地风俗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轿车代步

  与胶鞋走路书记的共同情结

  拥有总资产40多亿元的花园集团,去年带领全村上交税收近2亿元的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书记邵钦祥坐的是劳斯莱斯轿车,他说:“住哪也没有住村里好,因为村支书的‘根’就在村里。”

  地处海拔1350米深山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半个月走坏了两双胶鞋,他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

  上午8点来到花园村,马路上远远驶来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绝不相信豪车的主人就是花园村书记邵钦祥。

  花园村在书记邵钦祥的带领下,由一个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78元的小村庄,去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17亿元,全村上交税收1.8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6.8万元。而邵钦祥自己的花园集团,30年来累计出资8亿多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福利事业。

  本刊记者问:“邵书记坐劳斯莱斯办的都是大事吧?”邵钦祥笑着说:“两口子吵架、小孩不听话、邻里纠纷,这些事‘大’吧?还有位村民半夜找我,让我帮忙看装修图纸。但只要是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都是大事,只要村民找我,我一定到现场,并在3天之内解决。”

  虽然“身家”几十亿元,但邵钦祥一直住在花园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他都坐着车在村里转转。邵钦祥告诉记者,村书记离开农村就没有“根”,只有住在村里,才能随时了解民情民意,帮村民解决困难。近年来,发展壮大的花园村吸引了2.4万多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6倍,但全村却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外来人和本地人在花园村都能安居乐业。

  当邵钦祥坐着劳斯莱斯问家长里短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正拖着病体,穿着胶鞋行走在山区小路上。他这次帮村民办的事更“琐碎”,从山下捎件工具。

  杨帮武原本是长乐村书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村民苦干,长乐村很早就是全县小康村,而毗邻的华山村由于地处华蓥山区,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在2004年之前是全县唯一不通电的村庄。2004年的公推直选中,两个村的党员一致推选杨帮武为长乐、华山两村联合党支部书记。上任华山村书记后的短短半个月,杨帮武磨破了两双胶鞋,走遍了华山村的山山水水,为华山村寻找到致富之路。

  电通了、水泥路修了、房子建好了,华山村村民多年的心愿一件件变为现实,杨帮武仍然每天步行“丈量”村庄。他说:“抓计划生育、杜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解决家庭纠纷,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在农村都是大事。不挨家挨户走就不能了解情况,更没法解决问题。”长期实践中,杨帮武总结出对农民齐心、孝心、爱心、良心“四心教育法”,提出了维稳“三急”、调解“三式”、安全“四重点”、信访“五部曲”等社会管理方法。

  由于常年劳累,杨帮武左肾坏死被摘除,被村民称为“舍肾忘死”的铁人。亲人劝杨帮武到城里疗养,杨帮武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哪怕拼了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信心中也有困惑

  村支书也是村民,从“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但心中也有困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3月,春耕大忙。一连数天,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世领为村民选购良种四处奔走,“种子、化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这时候农民最需要我们村干部帮助拿主意,为了大家这份信任,我必须好好干。”

  与史支书一样,虽然“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到的绝大多数村支部书记都觉得肩上责任重大,工作干起来有劲头。

  本刊记者走访全国多地了解到,尽管队伍能力、水平还存在不小差异和提升空间,但在各地党政领导、基层干群看来,这些年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整体素质提高得很快,工作主动性不高、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等老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逐步解决,不少地方的村支书已由“不想干”变成“争着干”。

  “这些年是工作报酬提高速度、增加幅度最快的几年”,接受采访的多位村支书告诉记者,许多地方村党支部书记的报酬甚至成倍增长,很多地方已为村支书按月或一次性发放离任补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医疗保险等。

  在政治待遇和出路上,各地落实中央政策,积极探索新机制,解决村支书后顾之忧。目前全国已累计从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3846人,已有4215名村书记通过考试被录用为乡镇公务员,3399人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

  村支书岗位正由过去“政治上没奔头、经济上没干头、工作上没劲头,离任后没靠头”变为“干好有发展”“退后有保障”,岗位的吸引力明显提高。但一些受访的村支部书记表示,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支持力度加大,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了,但新时期新要求也让他们感觉工作压力增大,内心仍有困惑。

  从“执行人”到“服务者

  随着农村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环境、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村支部书记群体也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

  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明显。选拔优秀青年党员、致富能手任职和增派大学生村官等方式降低了村支书平均年龄,目前全国村支书队伍中,35岁以下者已增加到4万名,占6.8%。随着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年轻化趋势将更加明显。部分地区还通过在岗培训、鼓励在职学历教育等措施,提高村书记文化水平和发展能力。目前,全国的村支书大专以上学历者有6万名,占10.3%,部分地区已有硕士、博士生走上村支书岗位。有8.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其中3221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角色由“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农村税费改革后,特别是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政策的实施,村支书的日常工作已由过去主要是执行上级指令“催粮、催款、搞计生”,转变为当好科学发展宣传员、新农村建设带队员、致富示范员、社会事业组织员和维护稳定协调员,大多数村支部书记正努力使自己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换。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成为村支部书记普遍的目标追求。“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措施的普遍实施,增加了农村党员在支部书记选举上的话语权。“四议两公开”、提高村两委“一肩挑”比例等政策也让村支书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当选、留任,不仅需要上级的认可度,也离不了党员、村民的信任,谋求“两全齐美”成为村书记的普遍行动选择。

  缺人缺钱致富难

  2012年3月的一天,本刊记者来到河南省长垣县魏庄镇大西村。还不到早上8点,就看到72岁的女支书赵玉兰正指挥人往汽车后备箱里装豆子、小米等土特产,准备去县城为修路筹款。为了村里修路,一周内,赵大娘已经往省城和县城跑了三趟,她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媳妇、侄子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都发动起来到有关部门去“公关”,争取政府补助款。

  湖北省英山县草盘镇一位名叫万绍贵的村支书同样满腔热血为村里办实事,为解决抗旱难题,他个人贷款8万元挖堰塘,结果无力偿还,只好辞职外出打工。

  像赵玉兰、万绍贵这样的例子,在中西部农村并不鲜见。

  据调查,在中西部地区,90%以上的村庄没有集体经济积累。自取消乡统筹村提留以来,国家和省级财政每年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各村庄的集体经费在3万元左右。除去村两委干部生活补贴,订阅党报党刊,缴纳村委会的水电费和购买笔墨纸张的费用,大多所剩无几。村集体没财力,是不少在2011年村两委换届后新当选班子为群众办事遇到的“第一难”。

  部分受访村支书反映,村级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是解决农村党组织有钱办事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目前看,村级经济发展出路难找、可利用资源不多、增收渠道窄、发展不平衡、村集体负债严重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有的村级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较弱,村支部书记也就难以树立威信、凝聚民心。

  受访村支书们告诉记者,带领群众致富,比缺钱还难办的是缺人。

  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是个海拔1350米的山村,原有891口人,如今年富力强的村民纷纷下山外出打工,留守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共只有300来口人。村支部书记杨帮武为村庄努力争取到了国家扶贫项目,政府投资开发“秦王桃果园”,项目要实施了,却发现安排村民去学技术都找不到人。这样的农村“空壳”现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非常普遍。

  “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

  除了缺钱缺人,无论是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还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也是村支书们说得最多的。

  河南省长垣县蒲西街道太子屯村修村路,个别户不愿自家门前的空地被占,就阻止施工。村支书王树久说:“想图方便,却又一点儿也不肯付出,对待这号村民,除了狠狠骂他,我实在没啥高招儿。”

  村支书们反映,过去向农民征收税费的过程,其实也是组织管理村民的过程,现在不向农民收税费了,对农民组织管理的手段几乎没有了。有的村民光想依靠集体,又不想给集体出力。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支部书记魏华伟是位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干了5年,他说:“村支书也是村民,在法律上没有管理其他人的权力,只能通过教育、服务和个人的人格魅力感染人,带动人。”

  在东部发达地区,这样的难题同样存在。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梅岘村是个富裕村,村集体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为村里一块被征用土地补偿标准问题,村支书孔先顺犯了不少难。“20年前国家征用村集体土地,画个圈,敲个桩,补偿办法一公布就可以了。现在农民民主意识提高了,征地补偿办法99户都同意,1户不同意,就办不成。”

  孔先顺说:“这边上项目,急着征地,那边群众要讨价还价。村干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利益分配等引发的矛盾较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较重。但一些村党支部书记常感“老办法不管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尚缺少社会管理的方法,在矛盾纠纷处理上易“束手无策”。

  据中组部统计,全国农村党支部书记大多55岁以上,一些人工作上存在思维定势和惯性,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距,能力水平需要快速提高;而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缺乏处理农村社会事务、开展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有些工作方式方法只靠教育培训很难掌握,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而一届村党支部书记任期只有3年,任期短,刚刚“上路”又要面临换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