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学生的村官生活
2007-08-18 00:00:00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点击:

 

      村主任助理王振宇皮肤白净,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咖啡色羽绒服。和旁边一位穿蓝色中山装、面庞黝黑的村干部比,王振宇更像个城里人。

  2005年4月,平谷区在北京市率先搞起了“政府雇员制的大学生村助理”试验,引入了32名大学生。王振宇是其中一员。

  2002年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之后,王振宇在北京一家公司干了两年多销售,2005年初,听到家里人说平谷正在招村主任助理,尽管连村主任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王振宇还是报了名。他填的志愿是白各庄。一来是专业对口,二来白各庄是区里的“老典型”,条件不错。

  在应聘白各庄村主任助理的人里面,王振宇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顺利被录用。待遇是政府雇员,年薪三万。

  在过去的两年里,王振宇给村民培训过电脑、规范过合同、讲解过新农村建设规划、处理过纠纷,杂七杂八的事情虽多,但让王振宇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他还是说不上来。

  “可能这两年最重要的事,就是现在白各庄有90%的人都认识他。”这是上月组织老干部座谈时,一位老干部帮王振宇总结的。

  和王振宇一样,李东辉也是平谷本地人,在软件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当起了大学生村官。所不同的是,刘家店的条件比白各庄要艰苦,它属于半山区,并且不在“新农村试点”之列。

  李东辉的活儿同样很杂。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当过村广播员,村委会清洁工、户籍管理员、会计、统计、民调,农口、党办口都干过,甚至还当过村委会看门的。

  新变化

  刘家店村民除了种地,每年的主要收入就是果品。为了帮助农民多卖果品,增加收入,李东辉尝试着利用网络资源打开销路。他倡议成立了“爱社团”,号召志愿者与各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负责人、超市采货员联系,帮助村民销售果品。寒暑假期间,他办了数学、英语、物理辅导班,对村中的初高中学生进行辅导。

  最让他恋恋不舍的事有两件。一是有机果品。去年8月份,刘家店果品产销协会的基地通过了有机食品认证。9月,在国展举行的“中国国际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展览会”,共有6家单位和刘家店达成意向,下了10吨的订单。李东辉全程参与了从认证到参展、签约的整个过程,他对今后几年刘家店有机果品的发展前景很看好。二是刘家店正在搞一些大的规划。目前已经找到了有合作意向的投资商。按照规划,刘家店将把西山300多亩果树重新分配,每户分2~3亩,在中间建二层新民居,方便接待游客,走旅游富民的道路。同时盖桃粉加工厂,村里人去里面上班。好景就在眼前,李东辉舍不得走。

  而在2006年,能说会道的王振宇先后5次被白各庄村民请去当婚礼主持人。“这说明大家都不把我当外人”,王振宇说,“在农村工作,主要讲感情,有感情在,工作就好开展。平时调解个纠纷,你不能说按照法律第多少条,这样做不行,没人听你说这些。要讲感情,动之以情。”

  工作虽然琐碎,但在王振宇看来很有意义。在他来之前,村里几乎没人知道正规的合同应该怎么签。像房屋买卖这种大事,也只是拉几个村干部做见证,想起一句写一句,写完双方签字按手印。这样的合同自然漏洞百出。王振宇来了之后,白各庄的土地承包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就变成了规范的打印稿,双方的责权利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填上人名、地点、数字,就完事大吉。

  “我们来的时候,谁也没规定三年之后,村子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也不应该期望过高。”王振宇把自己的使命理解为:给村里带来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视角。

  去或留

  2006年8月,大学生进农村试验在北京得到大规模推广,两千多名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奔赴京郊各行政村就任村官。

  不过,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推广的“大学生村官”和平谷区的试验是有区别的。

  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只招应届毕业生,并且不再填报志愿,而是招到区里之后再分配到各村。这导致很多“大学生村官”分到村里时,对这个村丝毫不了解,而且也不清楚村里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政策的延续性则是另一大争议焦点。三年之后怎么办?为了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北京市政府给出了解决北京户口、考研加分、考公务员优先录取等优惠政策。但一些大学生村官认为,这些政策的可操作性仍值得商议。比如考公务员优先录取,怎么个优先法?

  实际上,早在北京市倡导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之前,已经有其他省市进行了诸如此类的试验,结果不容乐观。海南大学生村官计划进行到第7个年头时,选拔计划工作渐趋停滞,原因是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后期管理及锻炼期满后的使用都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2005年,海南30名大学生村官集体被贬,被强制转为教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刘义强博士指出,大学生到农村去之后,这个村子是否具备做事的平台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发挥作用。

  另外,派下去的大学生应该干什么,要考虑每个村的具体意愿,否则很多大学生村官就会一直打杂。

  刘义强认为,大学生村官定位不太准确。现行的法律体系,农村是村民自治,大学生派下去之后,按法律规定是不能成为村委会成员的,只能在村支部这个系统做助理。从管理上讲,很难发挥作用。如果想把大学生培养成村官,会遇到很多问题——选举权、户口、村籍问题,如果让他去竞选村委会,会面临违法。

  “他们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政府聘用的、做政府行政事务的人。”刘义强表示,大学生应该定位于服务农村的村官,由国家购买服务的形式来完成。大学生和政府之间要有明确的合同任务,大学生到某个村子去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村子的某项特定需求。

  比如上海市有一些社区,政府专门为其配备了助残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社区的残疾人。大学生在农村的角色应该类似于这样的助残员,有自己的明确职责,而不是完全接受村委会的指派。

  最新的消息是,2007年,北京将继续招聘3000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工作。

  王振宇近来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合同到期后,走还是留?如果留下,上边会给什么政策?他问过平谷区组织部长,部长的答复是“政策还在制定中。”

  王振宇已经通过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对于去留,他还在犹豫。

相关热词搜索:村官事迹

上一篇:许福卿:扎根基层40年的“大学生村官”
下一篇:徐州大学生:当村官,从学种地起步

动态详情

两位大学生的村官生活

时间:2007-08-18 00:00:00

 

      村主任助理王振宇皮肤白净,脸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咖啡色羽绒服。和旁边一位穿蓝色中山装、面庞黝黑的村干部比,王振宇更像个城里人。

  2005年4月,平谷区在北京市率先搞起了“政府雇员制的大学生村助理”试验,引入了32名大学生。王振宇是其中一员。

  2002年从北京联合大学毕业之后,王振宇在北京一家公司干了两年多销售,2005年初,听到家里人说平谷正在招村主任助理,尽管连村主任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王振宇还是报了名。他填的志愿是白各庄。一来是专业对口,二来白各庄是区里的“老典型”,条件不错。

  在应聘白各庄村主任助理的人里面,王振宇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名,顺利被录用。待遇是政府雇员,年薪三万。

  在过去的两年里,王振宇给村民培训过电脑、规范过合同、讲解过新农村建设规划、处理过纠纷,杂七杂八的事情虽多,但让王振宇总结自己的工作成果,他还是说不上来。

  “可能这两年最重要的事,就是现在白各庄有90%的人都认识他。”这是上月组织老干部座谈时,一位老干部帮王振宇总结的。

  和王振宇一样,李东辉也是平谷本地人,在软件公司工作两年之后,当起了大学生村官。所不同的是,刘家店的条件比白各庄要艰苦,它属于半山区,并且不在“新农村试点”之列。

  李东辉的活儿同样很杂。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当过村广播员,村委会清洁工、户籍管理员、会计、统计、民调,农口、党办口都干过,甚至还当过村委会看门的。

  新变化

  刘家店村民除了种地,每年的主要收入就是果品。为了帮助农民多卖果品,增加收入,李东辉尝试着利用网络资源打开销路。他倡议成立了“爱社团”,号召志愿者与各企事业单位、旅游景点负责人、超市采货员联系,帮助村民销售果品。寒暑假期间,他办了数学、英语、物理辅导班,对村中的初高中学生进行辅导。

  最让他恋恋不舍的事有两件。一是有机果品。去年8月份,刘家店果品产销协会的基地通过了有机食品认证。9月,在国展举行的“中国国际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展览会”,共有6家单位和刘家店达成意向,下了10吨的订单。李东辉全程参与了从认证到参展、签约的整个过程,他对今后几年刘家店有机果品的发展前景很看好。二是刘家店正在搞一些大的规划。目前已经找到了有合作意向的投资商。按照规划,刘家店将把西山300多亩果树重新分配,每户分2~3亩,在中间建二层新民居,方便接待游客,走旅游富民的道路。同时盖桃粉加工厂,村里人去里面上班。好景就在眼前,李东辉舍不得走。

  而在2006年,能说会道的王振宇先后5次被白各庄村民请去当婚礼主持人。“这说明大家都不把我当外人”,王振宇说,“在农村工作,主要讲感情,有感情在,工作就好开展。平时调解个纠纷,你不能说按照法律第多少条,这样做不行,没人听你说这些。要讲感情,动之以情。”

  工作虽然琐碎,但在王振宇看来很有意义。在他来之前,村里几乎没人知道正规的合同应该怎么签。像房屋买卖这种大事,也只是拉几个村干部做见证,想起一句写一句,写完双方签字按手印。这样的合同自然漏洞百出。王振宇来了之后,白各庄的土地承包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就变成了规范的打印稿,双方的责权利写得清清楚楚,只要填上人名、地点、数字,就完事大吉。

  “我们来的时候,谁也没规定三年之后,村子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也不应该期望过高。”王振宇把自己的使命理解为:给村里带来一种新的思想,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视角。

  去或留

  2006年8月,大学生进农村试验在北京得到大规模推广,两千多名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奔赴京郊各行政村就任村官。

  不过,2006年北京市大规模推广的“大学生村官”和平谷区的试验是有区别的。

  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只招应届毕业生,并且不再填报志愿,而是招到区里之后再分配到各村。这导致很多“大学生村官”分到村里时,对这个村丝毫不了解,而且也不清楚村里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政策的延续性则是另一大争议焦点。三年之后怎么办?为了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工作,北京市政府给出了解决北京户口、考研加分、考公务员优先录取等优惠政策。但一些大学生村官认为,这些政策的可操作性仍值得商议。比如考公务员优先录取,怎么个优先法?

  实际上,早在北京市倡导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之前,已经有其他省市进行了诸如此类的试验,结果不容乐观。海南大学生村官计划进行到第7个年头时,选拔计划工作渐趋停滞,原因是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后期管理及锻炼期满后的使用都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2005年,海南30名大学生村官集体被贬,被强制转为教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刘义强博士指出,大学生到农村去之后,这个村子是否具备做事的平台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发挥作用。

  另外,派下去的大学生应该干什么,要考虑每个村的具体意愿,否则很多大学生村官就会一直打杂。

  刘义强认为,大学生村官定位不太准确。现行的法律体系,农村是村民自治,大学生派下去之后,按法律规定是不能成为村委会成员的,只能在村支部这个系统做助理。从管理上讲,很难发挥作用。如果想把大学生培养成村官,会遇到很多问题——选举权、户口、村籍问题,如果让他去竞选村委会,会面临违法。

  “他们的准确定位应该是政府聘用的、做政府行政事务的人。”刘义强表示,大学生应该定位于服务农村的村官,由国家购买服务的形式来完成。大学生和政府之间要有明确的合同任务,大学生到某个村子去就是为了完成这个村子的某项特定需求。

  比如上海市有一些社区,政府专门为其配备了助残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社区的残疾人。大学生在农村的角色应该类似于这样的助残员,有自己的明确职责,而不是完全接受村委会的指派。

  最新的消息是,2007年,北京将继续招聘3000名大学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工作。

  王振宇近来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合同到期后,走还是留?如果留下,上边会给什么政策?他问过平谷区组织部长,部长的答复是“政策还在制定中。”

  王振宇已经通过了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对于去留,他还在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