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去农村 命运从此转向
2009-09-21 09:30:45   来源:新快报   作者:佚名   点击: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别了广州。时间:1968年 地点:广州洲头咀码头。知青们在"红卫轮"上与送行的人挥手告别。那时很奇怪,大部分同学兴高采烈,只有小部分黯然泪下,不像是去掘地球,倒似留洋读大学。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首次踏上宝岛海南秀英港码头。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这是一份收藏于广州博物馆的《报喜信》。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潮中,到农村去的学校学生人手一份,因为要凭这张报喜信才能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上山下乡的行动是迅速的,11月1日发《报喜信》,随即迁走户口、粮食簿,11月9日在洲头咀码头上船到海南,随身行李仅是一个背包、几套衣服、一个水桶。(摘自粤海农垦(兵团)知青网)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1968年12月22日《南方日报》头版。(省中山图书馆供图)

  非常年代 上山下乡

  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代

  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浩浩荡荡奔赴农村和边疆。

  讲述

  口述

  胡向东:海南白沙县龙江农场知青,1978年考入大学回城。

  胡 展:海南琼中县阳江农场知青,1978年返广州。

  林丽容:海南琼海县东泰农场知青,1975年返广州。

  整理新快报记者 尹辉 范如石 实习生 余慧

  下乡 《语录》夹船票,一票两人用

  1968年11月16日上午9时许,广州太古仓码头(现洲头咀码头)。不满15岁的林丽容正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红卫4号”轮船。“千万别出意外。”她不停地念叨着,盼望船上的同伴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准确无误地扔到她面前——那里面夹着一张关系到她能否去海南的船票。

  码头和甲板之间的上空,各种物件正飞来飞去,有写给家人的书信,有没来得及准备的行李,还有情人互赠的信物。各种声音也在码头和甲板之间回荡,激昂的歌唱声、激情的呼喊声、低回的哭泣声……夹杂在即将启程的“红卫”轮马达的轰鸣声中,场面有点乱糟糟的。

  而这种乱,正是林丽容所希望的,没有船票、也不在下乡知青名单中的她,想趁乱赌一把——与人共用一张船票,跟随知青“大部队”去海南。她无疑是幸运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准确地落在她脚下,拿着这张别人已经用过一次的船票,她蒙混过关,最终在船上,和广州市13中的同伴们成功会合。

  如今,再回忆起这段下乡“序曲”时,林丽容看上去还像当年那般激情似火,“1966年到1968年,文争、武斗、贴大字报,我一场也没落下,”正准备小学升初中的她跟着广东工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到处串联,“到处是打斗,学校也几乎停课。”林丽容说自己根本没心思上学。“干脆跟我们去海南吧。”就是这样一句怂恿的话,她就决定当知青。

  没想到,在农场分配连队时她“露馅”了,带队的工宣队头头狠狠地批评了她,但同时也被她的胆量所感动。随后,经过多次软磨硬泡,她终于被获准下乡。12月3日,林丽容再次乘船前往海南,和她13中的伙伴们,在琼海县东泰农场“会合”了。

  林丽容的经历把胡向东和胡展逗得直乐,相比之下,他们两人的出发则没有这么戏剧性。那时他俩都已长大成人,对社会有了自己的思考,胡向东还是广州市第一次知青下乡誓师大会《致广州市民告别书》的草拟者。

  他俩对于下乡同样充满了激情,甚至想干出一番事业,但同时也有强烈的现实需求:胡展原本被分配到内陆的一家农场,但他最要好的伙伴都被安排去海南,“那时我很迷茫,只和他们才有商有量”,最终他决定要和伙伴们在一起,于是也去了海南;胡向东在去海南农场、下乡插队和投亲靠友中选择了去海南农场,只是因为去农场有工资拿,虽然每个月只有区区20多元。

  农场 看不惯奢侈,向总理告状

  在海南当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劳动。有时,这种艰苦的劳动甚至会折磨人的精神。

  为了买菜种,胡向东来回步行80公里到县城,晚上就睡在县城的公交车站。为了看管蔬菜不被偷走,他晚上一个人驻守在离连队1.5公里外的菜地里。挑粪时,就连掉了的大粪都要用手重新捧起来。“自己吃黄菜叶,好的都留给连队。”胡向东说。很快,他的表现得到了认可,获得兵团第一届积极分子,并当上了农场司务长。

  然而,和他的艰苦节约相比,有人却大搞奢侈浪费。1973年,上级领导来到他所在的龙江农场慰问,让这位掌管农场招待所伙食的司务长吃不消了。“一有领导来,农场管理员就让我们到农村去抓狗、捉水鱼、买鸡。”胡向东觉得这“太离谱了”,“花费很大,每月超支几百元”。他向农场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不用你们管”。

  但这位正直的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笔就告到了周总理那里,并署上了真名实姓。信中一首十六字令将当时的奢侈浪费之风揭露无遗:“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交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青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

  很快,信件从国务院办公厅一级一级往下传,调查组也到了农场,但农场方面以“人不在”为由支走了调查组。随后就开始整他,说他不适合司务长这份工作,安排他再次下连队挑牛粪。

  回城 不敢谈恋爱,一心回广州

  1973年,“有人回城”的消息在知青中不胫而走。经过长达5年身体和心灵的磨练,回家的想法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萌发。

  胡展也受到触动,在农场5年漫无目的的劳作已让他意识到,即使再在农场呆下去,也不能提高自己。想到将来,他更加害怕,“我辛苦一辈子没关系,难道我的后代也要在这里耗尽一生?”就在那一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广州!

  然而,参军、读书、提干等多条回城的路,对出身不好的胡展而言,几乎条条都是死胡同。与很多知青相比,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未婚。

  “当时根本不敢谈恋爱。”胡展说。在海南,为他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但他从没动过心,特别是1973年后,他更加坚定了“不婚”的念头,“不给自己任何机会和借口,一心就想回广州”。

  胡展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曲线”回城。他托关系找到当时省直属农场管理局的领导,通过农垦系统内部调职的方式,于1976年2月被调到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78年3月,时隔9年半后,他重新回到广州。

  “回来后,一切从头开始。”胡展和林丽容刚回来时,甚至找不到工作。胡展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用他的话说,“说是采购员,其实就是一个搬运工”。

  “很多知青后来说,到海南亏了,其实没什么亏不亏的。”林丽容和胡展都说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是时代的造化,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胡展说,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就是自己的坚持不懈。如今,这位60多岁的老知青仍在不断学习,然后又把所学传授给年轻人。“我的课是最受欢迎的。”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的胡展,言语中充满了自信。

  万里:以后别再提倡上山下乡

  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没想到引起的不满情绪更大。云南垦区知青起事最早、最厉害。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签名者974人,但两次写信均没有回音。绝望之中,他们愤然发起罢工,发表罢工宣言,派上访团进京请愿。50多个农场、3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形势相当紧张。

  1978年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还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这期间,中央书记处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胡耀邦态度更明确:“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们一方面发动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堵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据《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许人俊/文)

  我的青春谁作主

  ■谢勇(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3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这是摘自今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中国掀新一轮“知青下乡”热潮80后村官面临突围》。这一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41年。

  两次“知青下乡”,共同点很好找,都是在“让知识服务乡村”的口号声中进行,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都带有行政意味。不过,在第二次当中,这些中国的新知识青年们,已经有了选择的权利,说“不”的自由。也许正因如此,这次运动没有了以往的声势,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时代实实在在的进步。

  回到41年前的1968年,因为种种原因,此前的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既未能升学,也无业可就,如何安置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中国青年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到1976年,仅广州一地,已有知识青年34万多人上山下乡。而整个中国,被称为“知青”的共有1800多万人,这些人背后的家庭、牵扯到的家庭成员,更是个天文数字。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镇人口,在某种意义上都被牵扯了进去。

  对知青下乡,至今还有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件事情、一段历史,有不同的声音本是正常的事。不过,问题可能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分歧依然严重?为什么没有人对于这段倾注了中国一代城市青年汗水与泪水、青春乃至鲜血的事件进行公开的、透明的讨论?

  并不是每一位知青、并不是知青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残酷的,都是痛苦与悲伤的混合。我与数名广州知青接触下来,他们在广东农村的生活,依然有其趣味。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段历史的正面意义——青年回到大地,认识中国底层现实,推动农村以及落后地区的文教事业发展。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正面意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有更宏观一些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强制性人口流动现象,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其背后的民粹思想、大同理念、权力狂妄、政治图谋,在今天也不仅仅是如烟往事。

  所谓“青春无悔”。青春当然是无悔的,不过,又是什么让我们的青春颠沛流离?在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是否一定要将作弄自己的这股力量一并放置于内?这样说来,这件事情还远远谈不上结束。思考,正在进行。

  定格

  “大圈仔”

  当年上山下乡的广州籍知青给自己所起的称谓,是根据地图上的图例派生而来。在地图上,除首都北京之外,所有标出省会、市、地区、县、镇的图标圆圈大小是依次递减。广州是省会城市,圆圈比较大,所以广州知青叫自己“大圈仔”,颇有自豪光荣之意。

  告别酒

  1973年以后,知青陆续开始回城,走之前,不能走的人要和走的人喝告别酒。喝酒里面有个故事:最好是喝红酒(粤语谐音“走”),即入党提干再走;第二起码都要喝白酒,白来干了一轮,也可以走。有个人说,我没红酒也没有白酒喝,就是喝葡萄酒(“匍逃”)也好啊,滚着爬着走都要走。

  22个抗洪英雄

  这是当年的广州知青心中一段最深的伤痛记忆。

  1970年10月17日,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养猪连遭受山洪冲击,全连28名成员中22人被洪水吞噬,仅余6名幸存者。其中20名女知青有的来自广州。1997年5月2日,晨星农场知青100多人在广州聚会,决定重修墓场。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广州知青和汕头知青共募集捐款11.5万元送往晨星农场,农场出资18.5万元。1998年7月,坟场重建,命名为知青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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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去农村 命运从此转向

时间:2009-09-21 09:30:45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别了广州。时间:1968年 地点:广州洲头咀码头。知青们在"红卫轮"上与送行的人挥手告别。那时很奇怪,大部分同学兴高采烈,只有小部分黯然泪下,不像是去掘地球,倒似留洋读大学。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首次踏上宝岛海南秀英港码头。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这是一份收藏于广州博物馆的《报喜信》。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上山下乡潮中,到农村去的学校学生人手一份,因为要凭这张报喜信才能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农村。上山下乡的行动是迅速的,11月1日发《报喜信》,随即迁走户口、粮食簿,11月9日在洲头咀码头上船到海南,随身行李仅是一个背包、几套衣服、一个水桶。(摘自粤海农垦(兵团)知青网)
知青去农村命运从此转向

■1968年12月22日《南方日报》头版。(省中山图书馆供图)

  非常年代 上山下乡

  在新中国诞生的几代人中,知青一代是最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代

  毛主席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浩浩荡荡奔赴农村和边疆。

  讲述

  口述

  胡向东:海南白沙县龙江农场知青,1978年考入大学回城。

  胡 展:海南琼中县阳江农场知青,1978年返广州。

  林丽容:海南琼海县东泰农场知青,1975年返广州。

  整理新快报记者 尹辉 范如石 实习生 余慧

  下乡 《语录》夹船票,一票两人用

  1968年11月16日上午9时许,广州太古仓码头(现洲头咀码头)。不满15岁的林丽容正紧张地盯着眼前的“红卫4号”轮船。“千万别出意外。”她不停地念叨着,盼望船上的同伴能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准确无误地扔到她面前——那里面夹着一张关系到她能否去海南的船票。

  码头和甲板之间的上空,各种物件正飞来飞去,有写给家人的书信,有没来得及准备的行李,还有情人互赠的信物。各种声音也在码头和甲板之间回荡,激昂的歌唱声、激情的呼喊声、低回的哭泣声……夹杂在即将启程的“红卫”轮马达的轰鸣声中,场面有点乱糟糟的。

  而这种乱,正是林丽容所希望的,没有船票、也不在下乡知青名单中的她,想趁乱赌一把——与人共用一张船票,跟随知青“大部队”去海南。她无疑是幸运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准确地落在她脚下,拿着这张别人已经用过一次的船票,她蒙混过关,最终在船上,和广州市13中的同伴们成功会合。

  如今,再回忆起这段下乡“序曲”时,林丽容看上去还像当年那般激情似火,“1966年到1968年,文争、武斗、贴大字报,我一场也没落下,”正准备小学升初中的她跟着广东工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们到处串联,“到处是打斗,学校也几乎停课。”林丽容说自己根本没心思上学。“干脆跟我们去海南吧。”就是这样一句怂恿的话,她就决定当知青。

  没想到,在农场分配连队时她“露馅”了,带队的工宣队头头狠狠地批评了她,但同时也被她的胆量所感动。随后,经过多次软磨硬泡,她终于被获准下乡。12月3日,林丽容再次乘船前往海南,和她13中的伙伴们,在琼海县东泰农场“会合”了。

  林丽容的经历把胡向东和胡展逗得直乐,相比之下,他们两人的出发则没有这么戏剧性。那时他俩都已长大成人,对社会有了自己的思考,胡向东还是广州市第一次知青下乡誓师大会《致广州市民告别书》的草拟者。

  他俩对于下乡同样充满了激情,甚至想干出一番事业,但同时也有强烈的现实需求:胡展原本被分配到内陆的一家农场,但他最要好的伙伴都被安排去海南,“那时我很迷茫,只和他们才有商有量”,最终他决定要和伙伴们在一起,于是也去了海南;胡向东在去海南农场、下乡插队和投亲靠友中选择了去海南农场,只是因为去农场有工资拿,虽然每个月只有区区20多元。

  农场 看不惯奢侈,向总理告状

  在海南当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劳动。有时,这种艰苦的劳动甚至会折磨人的精神。

  为了买菜种,胡向东来回步行80公里到县城,晚上就睡在县城的公交车站。为了看管蔬菜不被偷走,他晚上一个人驻守在离连队1.5公里外的菜地里。挑粪时,就连掉了的大粪都要用手重新捧起来。“自己吃黄菜叶,好的都留给连队。”胡向东说。很快,他的表现得到了认可,获得兵团第一届积极分子,并当上了农场司务长。

  然而,和他的艰苦节约相比,有人却大搞奢侈浪费。1973年,上级领导来到他所在的龙江农场慰问,让这位掌管农场招待所伙食的司务长吃不消了。“一有领导来,农场管理员就让我们到农村去抓狗、捉水鱼、买鸡。”胡向东觉得这“太离谱了”,“花费很大,每月超支几百元”。他向农场反映,但得到的答复是“这事不用你们管”。

  但这位正直的年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提笔就告到了周总理那里,并署上了真名实姓。信中一首十六字令将当时的奢侈浪费之风揭露无遗:“送,大吃大喝排场红,君不见,超支公交弄;送,一分一文从群众,来不易,坐吃青山空;送,挥金如土理难通,中央令,岂当耳边风。”

  很快,信件从国务院办公厅一级一级往下传,调查组也到了农场,但农场方面以“人不在”为由支走了调查组。随后就开始整他,说他不适合司务长这份工作,安排他再次下连队挑牛粪。

  回城 不敢谈恋爱,一心回广州

  1973年,“有人回城”的消息在知青中不胫而走。经过长达5年身体和心灵的磨练,回家的想法开始在许多人心中萌发。

  胡展也受到触动,在农场5年漫无目的的劳作已让他意识到,即使再在农场呆下去,也不能提高自己。想到将来,他更加害怕,“我辛苦一辈子没关系,难道我的后代也要在这里耗尽一生?”就在那一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广州!

  然而,参军、读书、提干等多条回城的路,对出身不好的胡展而言,几乎条条都是死胡同。与很多知青相比,他唯一的优势就是未婚。

  “当时根本不敢谈恋爱。”胡展说。在海南,为他介绍对象的人不少,但他从没动过心,特别是1973年后,他更加坚定了“不婚”的念头,“不给自己任何机会和借口,一心就想回广州”。

  胡展孤注一掷地选择了“曲线”回城。他托关系找到当时省直属农场管理局的领导,通过农垦系统内部调职的方式,于1976年2月被调到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78年3月,时隔9年半后,他重新回到广州。

  “回来后,一切从头开始。”胡展和林丽容刚回来时,甚至找不到工作。胡展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用他的话说,“说是采购员,其实就是一个搬运工”。

  “很多知青后来说,到海南亏了,其实没什么亏不亏的。”林丽容和胡展都说没什么可后悔的,“那是时代的造化,我们谁也改变不了。”

  胡展说,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就是自己的坚持不懈。如今,这位60多岁的老知青仍在不断学习,然后又把所学传授给年轻人。“我的课是最受欢迎的。”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的胡展,言语中充满了自信。

  万里:以后别再提倡上山下乡

  1978年国庆节后,国务院开会讨论知青问题。李先念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因当时亟需保持社会稳定,中央政治局确定知青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继续鼓励、支持知青安心农村,有步骤、有计划、稳而不乱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具体对策是: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不动,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进一步放宽。原以为国营农场知青集中管理,条件好,问题少,故而采取“稳”农场、“放”农村的策略,没想到引起的不满情绪更大。云南垦区知青起事最早、最厉害。1978年10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签名者974人,但两次写信均没有回音。绝望之中,他们愤然发起罢工,发表罢工宣言,派上访团进京请愿。50多个农场、3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形势相当紧张。

  1978年12月25日,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到达昆明,1979年1月28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还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这期间,中央书记处再次进行专题研究,万里副总理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胡耀邦态度更明确:“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大胆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逐步走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们一方面发动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显然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实际也堵不住这一时代潮流。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央书记处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建国后倡导了近三十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据《党史博览》2004年第2期许人俊/文)

  我的青春谁作主

  ■谢勇(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3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这是摘自今年6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题目叫做《中国掀新一轮“知青下乡”热潮80后村官面临突围》。这一年,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过去了41年。

  两次“知青下乡”,共同点很好找,都是在“让知识服务乡村”的口号声中进行,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都带有行政意味。不过,在第二次当中,这些中国的新知识青年们,已经有了选择的权利,说“不”的自由。也许正因如此,这次运动没有了以往的声势,也没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这一点,是时代实实在在的进步。

  回到41年前的1968年,因为种种原因,此前的1966年、1967年两届毕业生既未能升学,也无业可就,如何安置这些青年学生,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12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中国青年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到1976年,仅广州一地,已有知识青年34万多人上山下乡。而整个中国,被称为“知青”的共有1800多万人,这些人背后的家庭、牵扯到的家庭成员,更是个天文数字。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镇人口,在某种意义上都被牵扯了进去。

  对知青下乡,至今还有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件事情、一段历史,有不同的声音本是正常的事。不过,问题可能在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分歧依然严重?为什么没有人对于这段倾注了中国一代城市青年汗水与泪水、青春乃至鲜血的事件进行公开的、透明的讨论?

  并不是每一位知青、并不是知青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残酷的,都是痛苦与悲伤的混合。我与数名广州知青接触下来,他们在广东农村的生活,依然有其趣味。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段历史的正面意义——青年回到大地,认识中国底层现实,推动农村以及落后地区的文教事业发展。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正面意义,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有更宏观一些的视野,就会发现这种强制性人口流动现象,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中并不仅仅属于中国,其背后的民粹思想、大同理念、权力狂妄、政治图谋,在今天也不仅仅是如烟往事。

  所谓“青春无悔”。青春当然是无悔的,不过,又是什么让我们的青春颠沛流离?在回忆自己青春的时候,是否一定要将作弄自己的这股力量一并放置于内?这样说来,这件事情还远远谈不上结束。思考,正在进行。

  定格

  “大圈仔”

  当年上山下乡的广州籍知青给自己所起的称谓,是根据地图上的图例派生而来。在地图上,除首都北京之外,所有标出省会、市、地区、县、镇的图标圆圈大小是依次递减。广州是省会城市,圆圈比较大,所以广州知青叫自己“大圈仔”,颇有自豪光荣之意。

  告别酒

  1973年以后,知青陆续开始回城,走之前,不能走的人要和走的人喝告别酒。喝酒里面有个故事:最好是喝红酒(粤语谐音“走”),即入党提干再走;第二起码都要喝白酒,白来干了一轮,也可以走。有个人说,我没红酒也没有白酒喝,就是喝葡萄酒(“匍逃”)也好啊,滚着爬着走都要走。

  22个抗洪英雄

  这是当年的广州知青心中一段最深的伤痛记忆。

  1970年10月17日,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养猪连遭受山洪冲击,全连28名成员中22人被洪水吞噬,仅余6名幸存者。其中20名女知青有的来自广州。1997年5月2日,晨星农场知青100多人在广州聚会,决定重修墓场。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广州知青和汕头知青共募集捐款11.5万元送往晨星农场,农场出资18.5万元。1998年7月,坟场重建,命名为知青墓。